1 育种工作有明显先发优势
丹麦生猪育种已超百年历史。早在19世纪90年代[3]，丹麦就启动了生猪育种中心认证工作，有组织地利用英国大白公猪改良丹麦长白猪。1907年，设立世界首批种猪后裔测定站。1931年，成立国家生猪育种管理委员会（后演变为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生猪研究中心，以下简称“生猪研究中心”），负责组织生猪育种，保存系谱记录，运营后裔测定站。1963年，成立Hatting种公猪站，推行人工授精。1973年，组织开展新的长白、大白杂交计划。1990年，将最佳线性无偏预测（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，BLUP）统计方法应用于种猪遗传评估，提高选种准确性，加速产仔数遗传进展。2010年，率先将基因组选择技术应用于生猪育种[4]，2017年起，核心群个体测定动物全部进行基因组检测，遗传进展进一步加快。PSY从12.7头到35.6头，是1974—2024年遗传进展的持续累加，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2 构建了高效的联合育种体系
丹麦生猪育种的突出特点是全国联合育种，丹麦种猪场规模普遍不大，一般存栏几百头母猪，这种情况下联合育种尤为重要，有利于整合分散资源，做大育种群基数，实现优中选优。
2.1 建立高度组织化的育种体系
生猪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丹麦联合育种，并运营“丹育”品牌，其董事会成员均为生猪生产者。育种体系呈金字塔型，自上而下分别是核心场、扩繁场和商品场。目前丹育共有核心群23个，扩繁场80个，曾祖代母猪6200头。种公猪站作为育种体系的核心枢纽，采取独立运营模式，负责生产优质公猪精液并将其传递到金字塔的三级体系。Hatting是欧洲最大的公猪精液生产商之一，在丹麦设有7个公猪站，占据丹麦配种市场70%以上的份额[5]。申请加入育种体系的核心场和扩繁场应与生猪研究中心签订合同，严格执行育种计划，公猪站也应遵循生猪研究中心制定的相关工作指南。
2.2 制定明确的育种目标
生猪研究中心根据生猪生产和市场形势，为母系（长白、大白）和父系（杜洛克）品种分别制定育种目标，细化遗传性状及其经济权重。育种目标约三年修订一次，也可根据需要适时调整[6]。2024年，丹育大白和长白猪育种目标中各类性状经济权重为：繁殖性能（窝产仔猪数）6%，健壮性能（仔猪存活率、母猪存活率、体型外观）62%，生产性能（生长速度、饲料转化率、瘦肉率、屠宰率）32%，其中窝产仔猪数、仔猪存活率直接关系PSY。
2.3 持续开展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
种猪性能测定工作在核心场和公猪测定站分别开展。丹育核心场每年测定12万头母猪和公猪，主要包括平均日增重、背膘厚度、体型评分以及基因组检测等内容；生猪研究中心Bøgildgard测定站每年测定8000头公猪，主要包括平均日增重、饲料转化率、体型评分以及基因组检测等内容。每周，丹麦育种体系中所有种畜的育种指数都会被计算更新[6]，充分评估个体种畜的育种价值及其经济价值。目前，丹育数据库已积累了3400多万头猪的生产性能及亲缘关系数据，是丹麦育种的核心资产和强大引擎。
2.4 构建优中选优、资源共享的育种机制
优秀公猪资源共享是丹麦联合育种成功的关键。种公猪由生猪研究中心选拔。育种指数最高的4～5周龄公猪每周会从各核心场进入Bøgildgard测定站统一饲养，集中测定从28～34 kg持续到98～104 kg，用以获取可靠的育种指数。Bøgildgard测定站全年测定的8000头公猪中，育种指数最高的2000头进入种公猪站，其他进入屠宰场，继续测定屠宰率、瘦肉率、肉质等数据。核心场内测定的高指数公猪也会进入公猪站。公猪站根据育种指数划分精液等级，按照优质优价原则销售。提供种公猪的核心场能够从公猪站获得相应经济回报，利益共享确保了优秀公猪源源不断进入公猪站，有利于缩短世代间隔，加快群体遗传进展。
3 科学管理有效释放遗传潜力
高PSY猪是育出来的，也是养出来的。科学管理让丹麦种猪遗传潜力得以高效发挥。
3.1 抓猪舍管理
丹麦把猪舍设计看作生猪生产管理的最高优先级事项之一，有很多具体要求并持续研究改进。比如，授精栏母猪头部高度处光照强度不低于200 lx，以促进母猪发情；舍内安装电子饲喂站，根据母猪RFID耳标识别结果自动分配定制日粮；分娩栏大小可调节，允许母猪轻松起身和躺卧，便于仔猪顺畅吃奶；仔猪保温巢设置在分娩栏角落，避免因挤压或温度原因造成仔猪死亡。丹麦对于猪舍温度、湿度、气体等环境控制也有较高要求，为母猪和仔猪生长生存提供了适宜条件。
3.2 抓饲养管理
丹麦对母猪、仔猪都制定有详细的饲养管理指南，母猪按照后备、配种、妊娠、分娩、哺乳、断奶、再配等不同阶段分别制定管理要点。比如，后备母猪要及时接种蓝耳病、细小病毒等疫苗，减少流产、死胎；控制首次配种日龄、体重、背膘厚度，确保最佳配种效果；哺乳期创新引入“奶妈猪”，采用“两步式交叉寄养法”，有效提高仔猪存活率和断奶体重等。通过科学化、精细化管理，压缩了母猪的非生产天数，增加了生产胎次，降低了仔猪死亡率，促进了高PSY的实现。2024年，使用丹育遗传基因的母猪群每窝非生产天数14.0 d，年产2.25胎，窝产活仔19.2头，断奶前死亡率13.9%，PSY达到37.3头[7]。
3.3 抓疫病控制
影响生猪繁殖性能的3种烈性传染病猪瘟、口蹄疫、伪狂犬病分别于1933年、1983年、1991年消灭，为生猪育种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。1971年起实施无特定病原（Special pathogen free，SPF）计划，主要针对蓝耳病、传染性胸膜肺炎等7种影响繁殖或生产性能的疾病。核心场和扩繁场7种疾病均需净化，其他认证猪场需声明疾病净化状态。猪场只允许从同等或者更高安全等级的猪群引猪。目前丹麦80%的母猪和所有用于销售的种猪达到SPF健康状态。近年来，丹麦还大力推进国家蓝耳病控制计划，阴性猪群占比从2021年的32%提高到2024年的68%[8]，有效减少了流产、早产、死胎、弱仔，提高了繁殖率和健仔率。
4 多因素协同推进产业升级
4.1 政府严格监管倒逼产业升级
欧盟严格的环保、动物福利、食品安全法规，推高了猪场用地、设施设备和运行管理等成本。丹麦还制定了本国更为严苛的要求，比如2024年决定征收全球首项畜牧业碳排放税，从2030年起，猪场每排放1 t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，需实际缴税120克朗，2035年后将提高到300克朗[9]。为应对严格监管带来的经济压力，丹麦持续推进产业升级，把包括提高PSY在内的遗传进步作为重要发力方向。
4.2 市场利益驱动促进产业升级
仔猪毛利润高于育肥猪，2018—2024年数据显示，丹麦仔猪头均毛利比育肥猪高22～38克朗。仔猪碳排放量远低于育肥猪，从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分布看，哺乳仔猪占14%，断奶仔猪21.5%，育肥猪59.1%，屠宰运输5.4%。调整养殖结构，增仔猪、减育肥猪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益、降低碳排放压力，持续提高PSY是实现增收减排目标的关键。
4.3 政产学研紧密结合推动产业升级
丹麦政府提供政策资金支持，比如设立猪税基金，对出口和屠宰的生猪征收生产税，稳定支持生猪产业相关研究。奥胡斯大学等研究机构负责遗传学、基因组学等领域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，生猪研究中心负责结合产业需求组织应用研究和技术推广，养殖场负责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和数据等情况反馈。通过分工合作，有机连接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，推动生猪育种技术产业化应用和遗传进展快速提升。
5 丹麦经验对我国的启示
我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是在借鉴丹麦等国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近年来国内生猪育种工作进展加快，有的猪场PSY已超30头，这表明现行政策措施是行之有效的。我国生猪产业规模全球第一，育种体系不断完善，完全具备打造强大种业体系的基础，应当立足我国实际，科学借鉴转化，推动我国生猪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。
5.1 建立健全育种机制
支持建立“大型企业纵向一体化育种+中型企业横向联合育种”体系。对于已建立自身育种体系、具备研发实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大型企业，支持其做大做强，形成育种养殖一体化闭环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品牌。对于其他国家核心育种场、核心种公猪站，要在性能测定、遗传评估等基础上，重点完善联合育种机制，发挥种公猪站纽带作用，强化遗传物质交流和育种场权益分享，提高服务全国生猪生产能力，逐步打造世界一流的育种体系。
5.2 抓好源头疫病净化
以动物疫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建设为抓手，加快推进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、种公猪站等重点场所伪狂犬病、猪瘟、蓝耳病等繁殖障碍性疫病净化，以及非洲猪瘟、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无疫建设工作，有序扩大覆盖范围，保障种源安全。
5.3 加强经费投入和产学研结合
通过财政支持、企业投入等方式加强性能测定、遗传评估、关键育种技术研究等基础工作。推进财政支持的研究项目成果公开，打破知识壁垒和技术垄断，促进信息共享和创新迭代。密切科研机构、高校与育种企业、规模场、屠宰场等的合作，加强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，形成实际育种贡献。